我有两个父亲：一个是生父，一个是继父，他们的父亲都是生父。不过，我一直管继父叫父亲。

生父是医治脑瘤的专家，五年前患脑瘤晚期不治而去；继父是物理学家，一生不得志，现居瑞士日内瓦。

我见过生父两次，第一次是十多年前。那时，我在德国奥迪汽车集团总部工作，回国省亲，一副志得意满的心态。听说从未谋面的生父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生活工作，于是，我带着两个儿子驱车前往看望。据了解，我母亲当年与他离婚，主要是因为他犯了军规，被撤军衔，遣回原籍。那是1959年，我刚出生。

见到生父，才知道我的长相原来随他。亲生父子相见，他十分激动，但努力控制情绪。而我却没什么可控制的，因为没有什么可激动的。在我的内心既没有怨恨，也没有遗憾，更没有期待。那时，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脑瘤专家，生活却比较简单，因为他失去了所有的公职身份，只在一家小医院兼职行医。我其实不知道对他说什么，他眼角噙着泪水，为我十分骄傲的样子。也许是因为我在国家建设部当过党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后来去美国读了哈佛，又在德国奥迪公司做高管吧？可是我不明白这些与他又有什么关系？直到后来我才大梦方醒。

我第一次感觉到继父不亲是在一次家庭冲突之后。那天中午我放学回家，发现小区里的很多人都站在楼外交头接耳的议论，原来是我的亲哥哥与继父起了争执。这让我感觉十分丢人，认为自己在外面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回家之后我就对父亲说：就是哥哥再不对，也不该当众批评他。父亲的答复我记忆犹新：还是亲兄弟，血缘啊！因为我与哥哥同是过继的孩子。

但是继父养育了我，我从没叫他继父，而是父亲。他不是个不重感情的人，好几次看到他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地与我远在美国的妹妹通电话，久久不忍放下。80年代初，一次国际长途就是普通人的数月工资。

我记得唯一一次与父亲的亲密接触，应该是小学二年级。我重感冒躺在床上，父亲下班后坐在我身边，用手抚摸我的额头。那一瞬间，一股暖流直冲我的心底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父爱是如此的贴近、真实和温柔。后来多少年，我盼望自己再次生病，再次得到他的爱抚。可是直到高中毕业，我居然再没病过。

第二次见到生父，已是他生命弥留之际。我问他要不要移住北京的大医院？他一口拒绝，说没有必要再浪费医疗费了。自己作为脑瘤医生，他完全清楚状况。回到酒店，正当我要返京时，他托人把我给他的生活费如数退回，转送给我的儿子们。三天之后，竟撒手人寰。

父亲经常深情地谈论他的母亲，“儿不嫌母丑”就是从他口中得知的，他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，与他母亲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密不可分。2014年，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回到四川达州达县祭拜他母亲。

上个月，父亲刚过99周岁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血压永远是70-110，每天跑步、游泳、钻研学术。前年在日内瓦，他作为年龄最长的参赛者，参加国际马拉松比赛，获得了媒体大量曝光。

从生父那里我继承了隐忍的血脉，不管生命中出现什么状况，都要坚强地活下去，即便时日无多，也为后代着想。50年漫长的光阴，相信他一定不止一次地渴望见到我们兄弟俩，但是他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父亲。

从继父那里，我学到了幽默。当然，不止他本人幽默，我发现他身边所有的智者——那些身为人父的人都是幽默的。父亲是钱学森那一代的留美归国科学家，不过在政治上他却背负了一辈子“美国特务”的黑锅，不受重用；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一直未得到尽显才华的机会。所以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他就携母亲回到了美国。可是美国却是年轻人的世界，60多岁了还能做什么？前两年，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刊登在中国著名科学家榜首。但他却诙谐地说，之所以他的名字排在第一，只因他是中国还健在的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。

如今，我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，儿子们长年与他们的母亲一起在加拿大生活，很少得到我的日常照顾。今年，一直在蒙特利尔读书的老大，被所有他申请的大学都录取了，而且顺利进入了加拿大最优秀的工科大学——滑铁卢大学学习机械工程。当他把这一喜讯微信给我时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竟一时语塞，百感交集，内心的兴奋和骄傲难以言表。于是，我幡然醒悟了生父的热泪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明天是父亲节，谨以此文献给天堂和人间所有的父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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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 乐说 -

配乐剪辑自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拉威尔的作品Piano Concerto in G - 2.Adagio assai(《G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柔板》)。有听者形容，聆听此曲时，有“闭上眼睛，在繁星点点的夜晚，划一艘小船顺流而下的感觉”。感恩繁星和亲人，照亮过我们的旅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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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作者、嘉宾

潘杰客

美国哈佛大学HKS中国校友会创会主席